进口过度集中，能否加剧我国粮食进口稳定性风险？

二战后，全球粮食贸易规模迅速扩大，谷物和大豆合计规模由1961年的不足1亿吨增长到当前的3.5亿吨。与此同时，粮食贸易风险显著增加，主要涉及进口可供性风险、出口限制风险、社会事件风险、运输中断风险、垄断控制风险五个方面。20世纪后半叶，全球粮食贸易风险主要集中在可供性风险和禁运风险上，西方国家经常以惩罚别国为目的实施粮食制裁或禁运，这成为诱发国际粮食市场异动的重要因素。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粮食总量供应持续改善，国际上类似于冷战时期的粮食禁运事件鲜有发生，除少数情况以外，即便是美国、联合国等针对个别国家进行经济封锁和制裁，也大多基于人道主义原则将食品、药品等民生类产品排除在外，全球粮食禁运风险逐步消退。然而，当前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重大突发事件频发，再次暴露出粮食国际供应链的脆弱性，尤其是运输和物流端所面临的风险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我国粮食进口量大且高度集中，一旦出现问题，对我国粮食进口的安全性和稳定性无疑将会带来严峻挑战。

（一）进口可供性风险

进口可供性风险是指地缘政治博弈和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我国粮食进口可供性受到威胁，主要考虑总量可供性和时点可供性两个维度。一是总量可供性，即粮食供给数量能否满足我国粮食需求。当前我国粮食进口高度依赖美国和巴西，一旦中美、中巴关系紧张或者这些国家内部出现动荡，我国粮食进口数量便有波动的风险，另一方面，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导致异常气候和极端天气增加，农业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等已进入高发期，加剧粮食生产的不确定性。

联合国防灾减灾署（UNDRR）在报告中表示，21世纪以来全球共发生7348起自然灾害事件，相比1980—1999年间的4212起增长了约74.5%。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每年全球有2/5的农作物由于病虫害而导致产量削减，由此造成了超过2200亿美元的损失，全球粮食产量因灾下滑的可能性显著提升。

二是时点可供性，即中国粮食出现减产时，能否利用国际粮源进行补充。本文参考朱晶、钟甫宁的研究方法，对粮食产量波动相关系数进行计算，以此来衡量国际粮食市场对于我国的时点可供性。如表3所示，一方面令人欣慰的是，部分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粮食产量波动与我国的粮食产量波动相关性较低或者负相关，如玉米出口大户乌克兰与我国的玉米产量波动相关系数仅为0.123，稻米主要出口国泰国与我国的稻米产量波动相关系数为-0.707，这表明与这些国家合作可以较好地调节我国粮食供应市场的平衡。

而另一方面需要警惕的是，部分出口国之间在粮食生产上高度丰歉重叠，如泰国与缅甸在稻米产量波动上相关程度高，其荣损相依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粮食进口的风险和成本。总体而言，尽管许多主要来源国的粮食产量与我国的粮食产量并非同步波动，但是部分粮食出口国之间生产波动系数显著相关，这意味着关键时刻通过粮食进口来熨平我国粮食产量波动的难度加大。

（二）出口限制风险

粮食作为重要的�